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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但这种体制下的资源利用也是最没有效率的，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浪费普遍且严重。农协下属的各地农户，必须记录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

但自《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未见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或实施机关对已设行政许可组织过评价，《行政许可法》的这一规定基本上处在休眠状态。这种审批+合同的出让模式使得国有资源使用(经营)权的出让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是许可关系，二是合同关系。在我国，凡可以通过企业或行业的自我约束与自我规制达成行政目的的领域，原本辐射于这些领域的行政审批制度都应逐步退出。加上资源所有人(国家)、资源出让人(政府)和资源使用人(国有企业)都是一家人，吃的都是一个锅里的饭(国有资源)，没有必要去计算资源的经济价值，也不可能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以工程建设为例，除去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单是调整这一领域的法律就有《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建筑法》、《城市房地产法》、《招标投标法》、《人民防空法》、《消防法》、《环境保护法》等。

      2.寻求审批改革与修法滞后矛盾的解决之道      与资源配置类和市场进入类审批相比，控制类审批的突出特点是审批的数量非常大，涉及的法律法规非常多。为国家所有或垄断的资源包括:城市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公路、水运、港口码头、铁路、民用机场、通用航空、水利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电力、石油、天燃气等能源输送产业，城市供水、供电、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事业，有线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产业以及烟草、食盐、邮政等行业的经营资源，等等。请求文书可以采用纸质信件或数据电文等形式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必要时还可以直接送达。

因此，应在修改《立法法》时明确规定宪法的解释程序、效力等适用作为特殊法的《宪法解释程序法》。其二，宪法解释的效力低于宪法典但高于普通法律，而法律解释则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其次，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规定。其二，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关于议案提出、审议和通过的一般程序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中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等规定也应作出适当的补充调整，或者规定相关程序适用《宪法解释程序法》。宪法解释的主体也就是行使宪法解释权的机关。

较之其他法律，高度的抽象性和原则性无疑是宪法的突出特征。其三，宪法解释活动的程序规则涉及宪法实施，应当特别立法。另外，也还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9年和1990年的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及各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都负有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责和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14]，全国人大以决议的形式批准了这两个报告，因而具备了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全国人大将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扩大到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为此，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的需求亦应作为宪法解释的事由，因而此处可以参照《立法法》第九十条关于启动法律法规审查程序事由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的规定。

我国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制定，此后虽经三次全面修改，但都确认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其三，依据宪法，全国人大还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基于立宪原意，此处的决定当然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为了弥补宪法调控的空白和使宪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通常的做法无外乎修改宪法和解释宪法。[23] 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载韩大元等：《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因而，《宪法解释程序法》宜规定在委员长会议决定需要进行宪法解释后，由法律委员会征询宪法解释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起草宪法解释案。如果仅以宪法解释主体自己制定、内部执行的工作规程为依据，诚然与宪法解释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不相匹配，而且权力运行也难以受到外部的监督

     4.裁减、合并监管机构、整合监管职能以实现审批事项的精简     重复审批或多环节审批也是控制类审批中普遍存在的问题。[63]参见［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60页。

[4]   (一)资源配置类行政审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全部由国家垄断，并由政府审批配置。[36]譬如《甘肃省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第8条规定，省级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黑名单"企业向金融机构、进出口管理、旅游管理等部门进行通报，将企业信用与金融机构信贷、食品进出口、重大活动或旅游食品保障等政策挂钩。以自然资源为例，我国的自然资源分属国家与集体所有，但以国家所有为主，集体所有为辅，完全排除了私人所有。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试验区将按照原有办法进行审批管理。全国人大、国务院应当收回法律法规的起草权，对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立法机构力所不达的法律法规草案，可以委托高校科研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独立第三方完成。但实践证明，有关市场进入的资质制度，不但未能达到设定资质的立法初衷，反而妨碍了市场的开放，并成为市场乱象的源头。

[21]参见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0页。[54]告知承诺制是以自我规制替代事前审批的有益探索。

纲要要求"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因此，保证备案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是建立备案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是有关市场进入的资质制度。    确定主体资格的登记制度也是具有市场进入性质的审批制度。

这类审批目前未列入改革的范围。    3.确定主体资格的登记制度的改革    当必须通过登记确定主体资格时，该登记就具有了进入限制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工程层层肢解转包，工程款被层层盘剥，实际施工者只能通过偷工减料等方式压缩成本，导致建设工程质量毫无保障，"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53]譬如在香烟广告规制方面香烟工业可以通过这样的自我限制协议即在广告、张贴和香烟包装上告诫"吸烟有害健康"以换取国家放弃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46]      3.改革部门立法的立法机制     除了修法滞后，控制类审批改革的另一突出问题是不符合设定条件的审批事项仍不断被合法地创设出来。凡设定为国家所有的资源往往都是那些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密切相关的资源;而那些公共性较低但可以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需求的资源多是在国家与私人之间进行所有权的合理划分，或直接设定为私人所有。

立法假设的前提是资质等级越高，建筑技术越优，工程建设质量越有保障。职业进入的资质制度是指为特定的职业进入所设定的资质，如律师、注册会计师、医师、药剂师等职业的执业资格。

由于行政审批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列入清单的审批也未必都是合法正当的。在成立社会团体的条件上，条例将诸如会员人数、组织机构、活动资金等本可以由公民自主决定的事项都作为强制性事项规定为成立社会团体必须具备的条件。

二是与职业准入或者市场准入挂钩的资质，即申请人要从事某一职业或进入某一市场，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5]参见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2011年，为了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    (二)替代性的制度建设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5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的行政许可的，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

(2)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譬如在海域使用中，诸如军事用海、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非经营性航道、锚地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以及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其海域使用权的出让都难以适用竞争方式。

[48]从整合监管职能的角度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的工作已逐步展开。     2013年，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沪府发〔2013〕75号)，在外商投资的项目管理方面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而且，审批权的无限扩张侵蚀了土地权利人的用地自主权，我国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情形下农民集体应享有用地自主权。在单行立法上，确定主体资格的登记规定在《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